法律对人们的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加以规定，激励现实生活中的人们的实际行为，使其合乎立法者的期望。

这9名法官一旦任职，就享有宪法所规定的特权，最高法院与下级法院的法官毋忝职守时，得终身任职，于规定期间受职务的报酬，该项报酬于任期内不得减少之。任何国家机关或者公民个人都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违宪诉讼，法院进行审理后，如果认为的确言之有据，则应逐级上报，最后通过最高人民法院以议案的形式交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表决。

因此，我们可以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和法国宪法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的身分上来看二者在性质上的差别。其次，尽管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和法国宪法委员会都行使着违宪审查权，然而二者行使该项权力的方式却大相径庭。总的来看，在性质上，前者属于司法机关，而后者却为政治的代表机构。从史学的角度考察美、法两国殊异的宪法监督模式，并从理论上分析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和法国宪法委员会两种宪法监督模式的差别之所在，对于完善中国的相应制度应当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凯尔森是奥地利出生的法学家，纯粹法学的主要代表。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被宣布为违反宪法的条款不得公布，也不得执行。在民生法治理论建构过程中，若能够科学地吸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幸福论和自然幸福论的学说思想，将不失为一种诉诸主体性中国的理论发现活动。

休谟认为，快乐与利益是一致的，反对从抽象的道德或人性预设出发来认识社会问题。权利最初是作为对抗专制与极权的理论武器而出现的。最大幸福原则是指绝大多数人的幸福，而不仅仅指个人的幸福。并且，该书借助幸福这一关键词为法哲学的研究开辟了一条崭新的研究路径。

其三，人文主义幸福观时期的幸福内涵。在个人保护的学说根基之上，社会与法律的基础、社会制度的建构与解构等都以实现个人保护为目标。

与正义强调的规则的一致性不同，幸福强调的是主体在其行为展开的过程及结果中所获得的愉悦性与优越性。边沁提出快乐主义幸福论。权利需要义务的规导与制衡。该学说预设了人的个体性是人的基本属性，即任何人的存在首先是作为个体的。

中国的法哲学研究，必须回应中国社会转型的理论需求，即汉语法哲学在社会转型时期的理论担当问题。法律的实际意义就在于促成全邦人民都能进行正义和善德的永久制度。以法哲学基石范畴权利为中介构建幸福判准系统，还应当注意防止权利话语的无限扩张状况。自由主义学说强调对个人的保护。

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秩序关系，是最为基本的秩序关系。因此，为理性所不能理解的、用逻辑概念所不能表达的等涵义就往往成为非理性主义思潮的理论标签。

幸福自身所具有的人性化与和谐性特征，使得幸福具有极大的兼容性，即幸福能够作为兼容并包世界上各个国家与各个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网络平台。这就引申出一个理论问题，即能否从幸福概念所载负的诸如心理学、伦理学、哲学、经济学等多重学科背景与理论资源中抽象出作为法哲学分析工具的法哲学意义上的幸福概念。

转型时期的中国，各种社会问题会比较集中地凸现出来。其二，幸福范畴的中国理论维度问题。因此，立法者在通过立法思路以实现人的幸福时，就必须遵循中道思想。幸福指数系统可以借助实证研究的方法，对影响民众幸福感的法治因素予以量化处理，最终经过学理化和问题化的处理由国家在构建民生法治的制度层面公布中国民生法治幸福指数系统，并在具体的法治实践中不断修正与完善这一法治判准体系。立法者的唯一目的就在于促成共同体的个人幸福。在梭伦看来，幸福是物质与精神的集合物。

非理性主义思潮也影响了法哲学家们对幸福的理解与阐释。亚里士多德认为，最能够为民众带来幸福生活状态的政体是贵族制政体。

幸福的实现，也必须通过法哲学的基石范畴权利来完成。就范畴的层次而言，法学范畴体系可以划分为普通范畴、基本范畴、中心范畴和基石范畴等不同的层次。

从范畴类型划分的角度讲，将幸福放置于价值论范畴比较合适。3.利益格局变化与利益关系多元化的动因。

在法学范畴体系中，权利是法学范畴体系的基石范畴。洛克认为，人民的福利是最高的法律。法哲学的理想图景，必须具有中国的理论印记。此一过程，为人的今生幸福与天国幸福的实现提供理论依据。

人的个体性的幸福寓于人的整体的类生活之中。但是，如果仅仅满足于对西方法哲学诸种理论资源的译介与转述，那么，中国的法哲学研究必然成为西方的理论殖民地。

三、幸福作为法哲学范畴的不可替代性 幸福作为法哲学范畴的不可替代性在于两点：即法哲学的经典范畴不能作为幸福范畴的替代物以及幸福作为人类理想共享价值的不可替代性。其实，自由并不是一个适合独立存在的价值，也不是一个适合独立存在的法哲学范畴。

中世纪神学思想家奥古斯丁提出宗教神学世界观，认为拥有上帝是一切幸福的前提。卢梭将自然状态预设为人类的最高生存境界。

密尔是边沁功利主义学说的继承者与发展者。但是，自由主义学说自身的弊端亦可能成为幸福实现的障碍。其二，以幸福范畴为核心构建民生法治的幸福指数体系。因为，贵族制政体是由具有美德的人统治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幸福只能放置于价值论范畴而不能放置于本体论范畴、进化论范畴、运行论范畴、主体论范畴以及客体论范畴。尤其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共享价值系统在新旧制度的不断转换与社会自身的新陈代谢中，往往表现出混乱与迷茫的状态。

西方法哲学的理论发展史，为法哲学的理论建构与理论完善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渊源。其二，幸福作为人类理想共享价值的不可替代性。

自由主义学说有可能削弱社会稳定的基础，亦有可能导致国家的混乱动荡，还有可能造成病态社会中的人性的异化。西方思想家对幸福内涵的论证，可以被划分为四个大的学术更迭时期，即古典理性主义幸福观时期、中世纪宗教神学幸福观时期、人文主义幸福观时期和非理性主义幸福观时期。